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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 人物訪談 - 《南方日報》專訪厲以寧
          點擊:4766        時間:2014-02-20 22:38:08
          人與城如何和諧共生

             ——經濟學家眼中的新型城鎮化

            厲以寧:

            城鎮化既是發展轉型又是體制轉型

            新型城鎮化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接受《南方日報》記者專訪時稱,人們期待的是:城市資源集約利用,創造內需,刺激經濟增長;農業實現規?;\營,重振鄉村經濟,激發社區活力;均等的公共服務為城鄉居民提供公平的發展機會,使社會階層打破城鄉隔閡而充分、自由地流動。要實現上述目標,必須要對背后的經濟體制進行調整,也就是我們說的改革。因此理解“新型城鎮化”,應該去理解其背后的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例如戶籍制度的改革、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服務行業管制的放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

            此外,與傳統“城鎮化”所不同,“新型城鎮化”不僅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面積的擴大,而是要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靶滦统擎偦笔且猿青l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談到中國城鎮化,厲以寧認為傳統城市化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城鎮化意味著城鄉公民權利的平等,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人民的幸福,不能片面追求城鎮化率。我們需要通過城鎮化進程,促進城鄉居民權利平等、社會保障一體化、公共服務到位。城鄉差別縮小了,未來的農民可以自己選擇居住在城鎮還是農村。

            但現有體制決定了52.57%即7.2億的城鎮人口中,有一部分沒有實際享受城鎮化制度安排,即約1.58億農民工。原因是中國至今仍存在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城鎮中一些農民工雖然已是城鎮常住人口,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農民戶籍未變,身份仍是“農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政策并沒有把他們當城里人對待。

            從另一角度看,如果中國要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即80%—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將意味著13億人口中至少有9億—10億人要進城,那么城市居住條件必定惡化,居民生活質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會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務業就業崗位,但就業機會依然滿足不了涌入城市的農民們的要求。所以說,傳統城市化模式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

            傳統城市化是先進行工業化的發達市場國家的城市化模式。當時,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缺乏統籌安排,也沒有科學的城市規模概念,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并未被城市領導層所考慮,等到發現居民的生活質量下降等問題時,已為時過晚,要改變城市現狀已經不易。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即使認識到城市化的弊病并且想避免,但這需要大筆公共投資,往往力所不及。結果,無論在先工業化和先城市化的國家還是在后起的工業化國家中,都發生了所謂的“城市病”。即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中出現了棚戶區或貧民窟,環境惡化、過分擁擠、失業激增、社會治安欠佳,以致出現了“反城市化”傾向,即窮人繼續涌入城市,富人紛紛遷離城市,搬到郊區甚至鄉村居住。

            中國必須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道路,具體應包括三部分:其一是城市老城區改造,通過工廠外遷形成商業區、服務區;其二是工業新區,通過工業化帶動城鎮化,將成為未來的新經濟增長點;其三是農村新社區,指靠近城鎮的農村社區建設,現在還都是叫社會主義新農村,它們不僅吸引了農民前來,更重要的是引導農民向城鎮化的路走,向城鄉一體化的目標走。

            同時,城鎮化不僅是個單純蓋樓的問題,它要園林化,要走循環經濟道路,要公共服務到位,還有社會保障一體化。這樣的話,農村新社區漸漸就成立了社區組織。新社區一開始也可能叫農民新社區,但最后“農民”兩個字要取消的,因為城鄉社會保障都一體化了,戶籍制度將來由二元的變成一元的了。這樣中國的城市就有一定的發展余地,就業問題也可以解決,居民可以務農務林,也可以從事養殖,不要用職業劃分。

            農業人口轉化成城鎮人口的最大困難在哪里?厲以寧認為,有三個困難。第一個困難就是就業問題沒解決。要給他們安排就業崗位,實現有收入的就業,還需要突破農村土地從征用補償向可流轉交易轉變,讓他們有資本在城鎮創辦小微企業;或者全村搞一個行業,比方說全村改搞物流行業,這都可以。第二個困難就是公共服務一定要到位,從托兒所、幼兒園、小學一直到更高一點的學校,還有醫院、衛生所,再加上其他的設施。但目前好多地方因財政困難都解決不了。第三個困難,就是生活習慣的問題。一些地方的新居民樓的住戶反映:“好是好,就是天天爬樓,也沒電梯,我年紀大了腿走不動了?!薄安荒莛B雞,我家的小孩天天要吃雞蛋,雞都沒有?!边€有,過去在農村,鄰居相互串門很容易,現在一家一戶,周圍的人都不認識。但他們埋怨的也只是生活習慣問題,生活質量好轉,遷移還是受歡迎的。

            這三個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農民感覺到,老房子的拆遷中他們沒有得到收入方面的好處。土地農轉非過程中的價值溢出主要給了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公司,農民只得到非常少的一部分。比如說,只給了農民一套新房子,而老房子是跟農民的生產連在一起的,因此老房子的拆遷應該給農民一定的補助,但很多地方沒有去做。這主要是個政策制度設計的問題。所以,在政策制定上要聽取他們的意見,盡可能讓農村居民充分討論并享有價值溢出。

            此外,還要突破農村土地從征用補償向可流轉交易轉變。重要的是推進關于土地確權的改革,賦予農民三權三證,即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宅基地的使用權、農民在宅基地上所蓋房屋的房產權,然后給三權發證。國家應保護農民土地不可侵犯,便于土地流轉。

            中國的城鎮化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開始時甚至較長時間內,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還不能立即取消,城鄉居民的身份差別和權利不平等還會繼續存在。但是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一定會走向全國戶籍一元化。

            中國的城鎮化實際上恰恰體現了雙重轉型的特征。中國的雙重轉型是指:這種轉型既是“發展轉型”,又是“體制轉型”?!鞍l展轉型”意味著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體制轉型”意味著由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這兩種轉型在中國是重疊的。所以中國的城鎮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雙重轉型成功之時。破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可能是雙重轉型中具有關鍵意義的一役。中國城鎮化唯有走適合國情的道路,才能實現城鄉居民無身份差距和權利平等的目標。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該以初次分配為重點。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下的情況,初次分配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下的調節分配,但是在中國,由于各種原因,到現在還沒有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分配。為什么?因為中國的市場是不完善的。原因有很多,譬如歷史原因,包括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不同,各地區受到不同地區傳統文化的影響、習慣勢力大小,等等;在中國經濟生活中,行業壟斷因素嚴重阻礙了市場中公平競爭環境的形成;計劃經濟體制下對初次分配的工資級差、工資標準、工資的地區差別等都作了規定,到現在這一規定還依然保留了相當大的部分。

            所以,市場要盡快健全完善起來,早日形成生產要素的供方、需求方公平競爭的環境,早日形成商品生產者之間公平競爭的環境,打破行業壟斷,消除所有制歧視,讓那些在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初次分配的規律、規則,包括工資標準、工資級差等要認真審查,該取消的取消、該修改的修改,以貫徹市場作為初次分配的基礎條件原則。同時,讓農民成為清晰的產權主體、明確的市場主體,讓土地的流轉在各個產權主體、市場主體之間有序地進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尋租行為,保證農民有財產性收入。要鼓勵農民和低收入家庭的成員自行創業,創辦小微企業,這樣更有助于社會舊有的環節,也可以使初次分配的情況得到好轉。

            中國要走與國情相適應的城鎮化道路,除重點在改革初次分配而外,也需要解決二次分配的問題,包括社會保障不平等、教育資源和土地資源配置不均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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